慈善事業市場化運作機制創新研究報告

2011年3月15日17:27

 中國現代慈善事業起步于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在政府的支持和推動下,經過十多年艱難發展,已形成了一定的規模和影響力。在這期間,浙江作為東部沿海經濟發達省份,憑借市場經濟的先發優勢和財富效應,慈善事業風聲水起,乘勢而為,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績。到2008年底,全省101個市、縣(市、區)已全部建立慈善組織,1516個鄉鎮、街道中,近50%建立慈善會(分會、工作站),并正在向企業拓展。慈善工作的社會網絡已基本形成。歷年累計籌款達76.76億元,企業留本冠名基金規模達到48億元,募集物資價值超過5億元。救助弱勢群體320多萬人次。

  回顧十多年的發展歷程,不可否認經濟繁榮和社會進步對浙江慈善事業所起的重要推動作用,與此同時,慈善機構也在摸爬滾打中逐步發育成長,尤其在探索適應我省市場和文化環境的慈善事業機制建設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并在實踐中逐步形成了市場化運作的理念和方法,使浙江成為全國慈善事業發展最快的地區之一。浙江慈善事業發展的理念和方法已經影響全國,引起業內的關注。

  那么何為“市場化運作機制”呢?概括地說,就是借鑒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則和方法,結合非營利事業的特點,以慈善資源開發和利用為導向,以慈善機構的能力建設為重點,積極參與勸募市場的競爭與協作,不斷提高慈善機構的公信力,推動慈善事業的可持續發展。

  一、市場化運作的實踐與探索

  1. 市場化理念的提出

  浙江第一個地方慈善機構嘉興市慈善總會成立于1994年8月。15年來,慈善事業從“羞羞答答”到“大張旗鼓”經歷過四次重大的災情錘煉:第一次是1998年8月發生在長江、嫩江、松花江流域的罕見洪災,給國家和人民生命財產造成重大損失,在這危急關頭,全省慈善機構積極響應中華慈善總會的號召,廣泛開展各種形式勸募活動,籌集款物價值5083萬元支援災區。這是浙江慈善機構第一次“集體亮相”,引起社會的普遍關注。其次是發生在2003年4月的“非典”疫情,浙江雖然不是重災區,但“非典”對社會造成的心理恐慌是嚴重的,在那段非常時期,慈善機構并未袖手旁觀,而是積極介入,配合政府開展各種形式的慈善援助活動,取得了較好的社會效果,進一步提升了慈善機構的社會影響。第三次是發生在2004年12月的印度洋海嘯災情,由于損失慘重,震驚世界。慈善機構作為政府指定的接收捐贈單位與紅十字會共同承擔了國際賑災任務。由于慈善機構是首次參與國際賑災捐贈,其意義非同尋常,對確立慈善事業的地位與作用產生了重要影響。2008年發生的四川汶川“5·12大地震”傷亡慘重,損失巨大,全省慈善機構在第一時間迅速投入抗震救災工作,采取多種形式廣泛募集賑災款物,支持和參與應急救助和災后重建,在近二個月時間里接收捐贈款物22.4億元,其中捐款20億元,占全省捐款數的50.7%。充分顯示出慈善機構的凝聚力、戰斗力和公信力。10年中四次參與重大災害的救助,使慈善事業的影響力得到了全面的提升。1998年的“三江”抗洪賑災促成了“公益事業捐贈法”的出臺,2004年9月,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健全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相銜接的社會保障體系,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這是慈善事業首次寫入中央全會報告,從根本上明確了慈善事業的功能定位。隨后,2005年11月,由國家民政部召開的首屆“中華慈善大會”暨頒發首屆“中華慈善獎”,標志著中國的慈善事業進入了全面發展的新階段,具有十分深遠的里程碑意義。

  浙江慈善機構在政府主導的重大災害社會救助上乘勢而為,拓展空間,打下根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這對初創時期的慈善事業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這些年來,各地慈善機構在成立前后籌募創始基金以及每年開展的“一日捐”活動等,基本上依托于政府的強勢推動,帶有較強的行政色彩。“行政化”的直接好處是較快地完成了慈善機構的“原始積累”,它的局限性在于自身的能力提升比較緩慢,社會公信力受到挑戰。而且,隨著全社會慈善意識的增強,被動式捐贈的逆反心理漸顯,“行政化”勸募的影響力日漸式微,慈善事業面臨新的困境與挑戰。這種困境與挑戰主要表現為:

  (1)雙重管理體制帶來的“管理缺失”問題。根據我國現行社會團體登記管理的有關規定,慈善機構(協會、基金會)在成立前必須先經業務主管單位批準,再報登記管理機關審查批準,就是所謂的“雙重管理”。在這里,我們不去剖析這種制度設計的動因,只就“雙重管理”對于慈善機構造成的困境作一簡要分析。其一,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企業已經走向無主管化,成為獨立的法人,民營企業自產生之日起就不存在主管單位,慈善機構作為獨立于政府組織之外的“第三部門”,也理應成為獨立的“社團法人”。如果不是這樣,許多“草根”慈善機構的發起人得為找“婆婆”而心存疑竇,頓失“激情”。有的找到了“婆婆”也形同虛設,不起作用。其二。“雙重管理”極易造成慈善機構嚴重“行政依附”傾向,要編制、要撥款、要條件,從而難以提升機構的市場開發能力,使慈善機構的作用得不到充分發揮,慈善機構變成了政府的“慈善科”。其三,“雙重管理”變成了“雙不管”,由于職責的重疊和交叉,業務主管機關和登記管理機關在遇到問題需要解決的時候,互相推諉,敷衍塞責,使簡單問題復雜化,造成勸募市場的混亂無序。近年來,在社會捐贈中出現的“亂象”,與現行的管理體制有著直接的關系,亟須規范。

  (2)政府的強勢主導與社會化不足的問題。應該肯定,十多年來,浙江的慈善事業發展是比較快的,相對于全國其它地區,浙江慈善事業的“市場因素”也比較活躍,但這并不能迴避政府強勢主導的現實,這種強勢主導是取得成效的關鍵因素。但相應的問題是,在社會普遍接受了“慈善”這個理念后,慈善也正式地納入了政府的工作范疇,慈善的屬性和做事方式越來越官方化,成為政府主導的社會公益事業,這對慈善事業的發展已經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許多地方慈善機構已經把黨委、政府的重視程度作為比較“慈善成果”的標尺,大家更樂于談的是政府發了什么文件,領導講了什么話,捐贈任務如何分配到各單位。這對慈善機構“民間性”和慈善事業的“社會化”造成了沖擊。這種表象的繁榮掩蓋了隱存的問題,慈善機構的能力建設、公信力建設、義工建設等事關慈善事業生命力的重要課題被擺在了次要的位置,正如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楊團在總結這十多年慈善之路時所言:“從理念上說,有進有退。進的是全民慈善意識的普及,退的是慈善的民間性”。

  (3)勸募的“運動式”與救助的“簡單化”問題。由于我國的慈善事業發端于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換的過程中,從慈善機構員工構成到思想觀念和工作方法均帶有比較明顯的“官辦”色彩。在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浙江慈善機構在籌募創始基金、完成原始積累中大多采用領導大會動員、下達捐贈指標、授予榮譽職務等手段去啟動慈善工作,在某市甚至出現“排隊”捐款爭取“進城落戶”的“創舉”。不少地方的企業主為爭取“好印象”和得到優惠政策,也積極完成“捐贈指標”。諸如此類,對于創始時期的慈善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在救助方式上,慈善機構因缺乏專業力量和經驗,也大多采用簡單救濟的方式,按地域、人頭發放錢、物,利用節假日搞活動造勢等等。這種零打碎敲的“輸血”方式,治表不治本,有著很大的局限性。

  2. 市場化的探索。

  慈善事業在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并不是孤立的現象,它是與我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狀況相對應的,也與慈善文化建設密切相關。這些年來,面對困難和問題,浙江各級慈善機構從來沒有停止實踐和探索。這種實踐和探索從模糊逐漸走向清晰,它要解決的根本問題在于順應市場經濟發展的大趨勢,建構慈善事業市場化運作機制,為慈善事業發展開拓更為廣闊的空間。

  (1)“留本冠名基金”的形成與發展。企業“留本冠名基金”是指企業在內部建帳設立的慈善基金,基金的本金主要投資本企業的生產經營,收益用于慈善公益事業。在基金管理方式上具有以下特點:①企業與慈善機構建立契約關系,以救助項目為載體,基金收益通過慈善機構實施社會救助。②為了迴避基金投資收益的不確定性對救助項目的影響,企業與慈善機構商定基金的年度投資收益率(一般不低于一年期存款利率),不足部份由企業補足。③考慮到企業的經營風險,基金存續期一般不少于3年,協議期內基金變動由雙方協商確立。浙江最早設立的“企業留本冠名基金”,是由萬向集團董事局主席魯冠球倡議建立的“浙江省慈善總會‘萬向慈善基金’——四個一百工程”項目。該基金項目于2001年2月正式啟動,由萬向出資1000萬元人民幣設立,本金由萬向集團運營,增殖部分全部用于“四個一百工程”,即援助100個殘疾學生、100個失學學生、100個孤寡老人、100個孤兒。殘疾學生、失學學生、孤兒的資助年限為2001年起至高中畢業,孤寡老人的資助年限為2001年起至去世。年度援助額60萬元。7年多來,隨著萬向集團的快速發展,基金本金逐年增加,援助規模不斷擴大。2007年,基金項目援助額增加到316.4萬元,受助人數達1638人。7年來,累計總援助額達到1123萬元,援助面輻射全省36個市縣。“萬向慈善基金”的建立對于徘徊中的慈善事業起到了強烈的示范作用。慈溪市慈善總會解放思想,積極籌募各種形式的“企業留本冠名基金”,一個月時間協議籌款達到2124.5萬元。2001年11月,省慈善總會在寧波召開“全省第二次慈善工作經驗交流(培訓)會議”,推廣慈溪的經驗和做法,在全省范圍內推廣“企業留本冠名基金”,年復一年持續發展,迄今已取得明顯成效。到2008年底,全省各級慈善機構與企業合作建立的“企業留本冠名基金”規模已達48億元。其中紹興市建立的基金規模達到25.21億元,年實際可籌款1.2億元。“留本冠名基金”已經成為我省慈善機構籌款救助的重要平臺,顯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其影響已遍及全國,對于全國慈善事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留本冠名基金”之所以受到企業界歡迎,其主要原因在于充分照顧到民營企業的承受力和影響力兩個因素,使企業在沒有太重負擔的情況下,實現慈善的愿望。當然,這些年來,對于“留本冠名基金”的爭議一直沒有停止過,爭議的焦點在于“留本冠名基金”本金的出資狀況無法透明,很難核查,屬于企業的“隱私”,有“虛擬”和“作秀”之嫌。另外,基金的協議時限也有失偏頗,與基金的本義有矛盾。凡此種種,作為浙江慈善事業發展過程中的創新籌款救助模式,其發揮的作用是勿庸質疑的,存在爭議也屬正常,重要的是在實踐中不斷加以完善,使其更好地適應企業的需求和勸募市場的發展。   

  (2)“公益營銷”機制的探索。“營銷”作為市場經濟的手段與“公益”聯系在一起,其本身就是一個“熱點話題”。在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和地區,“公益營銷”作為非營利組織籌款與拓展服務的平臺,在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隨著中國加入WTO和市場經濟的發育,“公益營銷”從理論到實踐都有了發展。浙江的慈善機構得益于市場經濟的先發優勢,較早地接受了“公益營銷”的理念,各地以需求拓展服務,使“公益營銷”與慈善工作的實際密切結合起來,并進行了市場化機制的探索,取得了初步的成果。這些成果主要表現為:①“權益保障”。充分尊重捐贈者與受助人的權益,為他們提供優質高效的服務,保障慈善援助的公開性和透明度。為捐贈者與受助人建立溝通的管道,積極打造“快樂慈善”。十多年來,各地慈善機構在開展助孤、助學活動中,與媒體單位密切配合,公開救助信息,推動結對救助,開展長效服務,確保各方權益等,取得了較好的成效。全省慈善機構的因損害捐贈人權益而引起的司法糾紛基本沒有發生。②“品牌策略”。慈善機構有著共同的價值觀和相似的管理模式,在現行的體制下,形成了共同的“機構品牌”,這種“品牌”的影響力通過系統化的團體會員制得到了很好發揮,產生了很強的互動作用。使慈善機構的“品牌”凝聚力和公信力增強,在慈善資源的開發利用中處于有利地位。最近3年,全省慈善籌款每年以超過20%的速度遞增。2007年,全省慈善機構的籌款達12億元,是全省紅十字會系統籌款的15倍。③籌款與救助的“項目化”實踐。慈善籌款與救助的“項目化”是受經濟活動的啟發而逐步形成的共識,同時發達國家和地區在中國大陸開展的“項目化”救助也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相對于“天女散花”式的救助,“項目化”更注重于成果與效率,從策劃、籌款、救助、監管、評估形成系統化的管理模式。項目化改變了簡單的“發錢”形式,使慈善工作走上科學化、規范化的軌道,其實踐也愈來愈豐富多彩。浙江省慈善總會與媒體合作,于2002年發起的“慈善年夜飯”活動已連續舉辦8年,從省會城市擴大到全省,成為春節前慈善救助的一道“靚麗風景”,對于提升慈善機構公信力發揮了重要作用。“慈善年夜飯”已成為我省慈善機構的一個重要“品牌項目”,并榮獲“浙江慈善獎”項目獎。再如象山縣慈善總會為解決困難戶住房問題的“安居工程”,嘉興市慈善總會為增強困難戶“造血功能”的農業開發項目,寧波市、蘭溪市慈善總會為安老助老興建的“頤樂園”、“老年宮項目”等一大批慈善項目,都取得了很好的社會效益。④成本概念的提出與“成本核算”。慈善事業的成本概念從提出到形成共識,注定是一個曲折的過程。慈善機構作為提供中介服務的組織,它提供的是一種復雜的社會勞動。近年來,隨著慈善文化建設的不斷推進,從政府到社會對“慈善成本”的理解逐步加深,“慈善成本”困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慈善機構通過政府撥款、按規定比例提取、定向捐助等途徑來解決慈善運作成本。尤其在運作較大規模的救助項目中,機構捐贈者對“慈善成本”的理解與接受,為雙方建立“伙伴關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保障了項目制度化、規范化運作。如2005年3月,法國亞美杰國際投資集團公司董事長郭勝華捐資2000萬元與省慈善總會合作設立的“勝華慈善基金”。該基金的投資由郭勝華負責,投資收益按5%的年增殖率計算,每年的捐贈額為人民幣100萬元。其中20%用于宣傳費、獎勵費、差旅費及其它必須的成本支出。⑤順應信息化與網絡慈善。慈善事業在信息化時代面臨著新的機遇和挑戰,積極開發和利用網絡資源成為慈善事業發展的新動力。近年來,浙江各地的慈善機構在這方面開展了一些積極的探索,取得了初步成效。2002年9月,省慈善總會與中信銀行杭州分行聯合創發全國首張具有慈善性質和科學理財功能的銀行卡——“中信銀行卡”。該卡利用銀行的網絡功能,通過電腦智能理財,使客戶的活期存款產生額外利息收益,超出部分作為慈善捐贈。從而使客戶在不影響本金和正常利息收益情況下,實現了“快樂捐贈”。“中信銀行卡”的推出,實現了金融網絡化與慈善捐贈的有機結合,改變了“動員式”捐贈的傳統模式,是慈善捐贈常態化的有益探索,代表著一種發展趨勢。不僅如此,今年來,慈善機構的網站建設也取得了成效,全省101個慈善機構已有三分之一建立網站。這些慈善網站通過網絡平臺傳遞工作信息、宣傳慈善先進人物、推薦項目與籌募善款、公告慈善捐贈信息、加強與網民的互動等,提高了慈善工作的公信力與透明度。2007年11月中旬,由中華慈善總會主辦、浙江省慈善總會和中華慈善網承辦的“中華慈善互聯網”大會在杭州召開,來自全國102家慈善機構的代表參加了大會。大會就如何讓互聯網成為慈善事業發展的新動力進行了探討,并通過了加盟中華慈善互聯網救助中心的宣言。可以預見,一個慈善網絡化時代正在到來。

  二、市場化機制亟需突破的瓶頸

  慈善事業市場化機制探索是建立在經濟和社會發展基礎上的,是順應市場文化環境的必然產物,它為勸募市場的形成開辟了道路。在現實條件下,慈善事業市場化機制從理念到實踐要為政府、社會和公民所接受注定是一個艱難的過程,有時甚至會出現倒退,這就需要我們以開拓創新的精神去突破這些瓶頸,去爭取發展的空間。那么,現在到底有哪些瓶頸需要我們去面對呢?

  瓶頸一:慈善資源的行政性壟斷。管理體制改革、行政職能轉變和政策上的“公共空間”是慈善機構生存與發展的前提條件。處在“雙重管理”下的慈善機構,本身就在“行政性”還是“相對獨立性”之間左右搖擺,而控制這種搖擺的關鍵因素就是資源。當慈善機構有獲取資源的足夠的“公共空間”,它的成長性就強,反之,就會成為一種“擺設”。從一般意義上講,慈善機構獲取資源主要有三個渠道:勸募、政府撥款、實業創收。基于現狀,實業創收對中國大陸的慈善機構來說尚屬鳳毛麟角,不成氣候。而政府撥款也是蜻蜓點水,有的地方雖然有一點,大多屬“行政經費”,與救助無關。那么,只有一種可能就是勸募。目前慈善募捐主要通過兩種渠道:一是直接募捐,二是發行彩票。首先就直接募捐來說,按照現行法規,募捐主體除了慈善公益機構,還有設在縣級以上民政部門的社會捐贈工作站。捐贈站的職能與慈善機構的職能事實上是交叉的,對于慈善資源來說,是一種分流。近年來,有的地方實行兩塊牌子,一套人馬,對于資源的整合有一定好處,但在資源的使用上有著很強的“行政化”色彩,這種現象越到基層越明顯,有的縣把慈善捐款作為政府扶貧資金統籌調配,使慈善機構“無聲無息”,既削弱了慈善機構的影響力,也模糊了政府公共財政本應承擔的“扶貧”責任。其二,政府通過層層發動組織的募捐活動分流了相當數量的社會慈善資金。以杭州市為例,2007年12月市委、市政府發起的第8次“春風行動”,十天就募集個人捐款398.87萬元,單位捐款2080.4萬元,合計2479.27萬元。十天兩千多萬元社會捐款,一方面說明杭州民間對慈善的熱情高,另一方面由政府主導的直接募捐在勸募競爭中明顯居于強勢地位,從而擠壓了民間慈善機構的“成長空間”。從本質上講,政府是借助“慈善”的牌子做“行政”的事。而在資源的使用上自然也是黨政領導說了算。二是彩票募捐。發行彩票是以博彩方式募集公益資金的一種主要做法。我國的彩票發行起步于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目前發行品種有福利彩票和體育彩票。由于有50%的發行收入返還彩民,使得彩票發行具有強烈的激勵作用,籌資效果明顯。以福利彩票為例,從1987年7月開始發行,到2008年10月,累計發行福利彩票3254億元,共籌集福利彩票公益金1096億元。21年來,福利彩票公益金非設施類項目總體受益對象達到30萬人,設施類資助總數已超過10萬個,其整體效果較為明顯。在我國,彩票發行由政府主導,募集的公益金入財政專戶,公益金使用也由政府進行資源配置。這客觀上形成了一種比較封閉的運行機制。資源分配的行政化傾向使籌款、使用和監督沒有實行有效的分離和制約,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社會募捐的公信度和高效率。如果能提高彩票公益金使用的社會化程度,引入公益金使用的社會招標機制,這對培育勸募市場,提高慈善機構的競爭能力,推動慈善事業發展,無疑將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

  瓶頸二:稅收減免的不公平競爭。慈善捐贈的稅收優惠是政府推動慈善公益事業發展的導向性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一個國家的軟實力。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公民的慈善公益意識逐步增強,十年來,我國的慈善公益捐贈稅收優惠幅度也有了較大提高。

  以上是十多年來我國慈善公益捐贈稅收優惠的部分法規政策條文,從中可以看出一些特點:①我國捐贈稅收優惠政策是隨著慈善公益事業發展而逐步提高的。從企業“應納稅所得額”到“利潤總額”,慈善公益捐贈的基數擴大了;從3%到12%,慈善公益捐贈的免稅比例也大幅度提高。②稅收優惠的政策仍然“不平衡”。這種不平衡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紅十字會和部分全國性慈善公益機構仍然享受“稅前全額抵扣”,此前有的地方慈善公益機構的低調“參照執行”的路被堵死;二是法律與規章出現矛盾,前期出臺的對某些領域的捐贈“稅前全額扣除”的政策如繼續執行,那必然會出現“法律大”還是“政策大”的疑問。③在捐贈稅收優惠的主體資格認定上出現困局。按規定,只有省級以上民政部門批準成立的非營利性公益性社會團體和基金會才具備稅前扣除資格。而按現行的屬地管理體制,絕大部分慈善公益社團都在市縣民政部門登記注冊,它們反而不具備稅前扣除的資格。2008年汶川“5.12”特大地震的救災捐贈,使稅收抵扣問題變得十分突出,在各地的強烈要求下,2008年底,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和民政部發出《關于公益性捐贈稅前扣除有關問題的通知》,對申報抵扣的范圍作出調整,使縣級慈善公益機構有資格申請享受稅收優惠。問題雖然得到緩解,但政策的不穩定可見一斑。④個人所得稅納稅人的公益性捐贈稅前扣除政策尚未統一,目前仍在實行不同的所得稅稅前扣除政策。一般來說,個人通過境內非營利社會團體、國家機關向公益事業的捐贈,只能在應納稅所得額30%限額內稅前扣除。而定向用于青少年活動場所、教育事業、紅十字事業的捐贈可全額在計算個人所得稅前扣除。必須指出,捐贈稅收稅前扣除政策的不一致與市場規則相背離,應予以調整和完善。應該在三方面進行改進,①對享有捐贈稅收稅前扣除資格的受贈主體進行調整和規范,培育和扶持非營利機構的成長;②建立全國統一的公益性捐贈所得稅政策,為公平競爭創造良好的環境;③逐步擴大公益性捐贈所得稅稅前扣除的比例,實行稅前全額扣除。

  瓶頸三:法律制度不完善。我國自1998年抗洪賑災后出臺的《公益事業捐贈法》已經頒布施行10年,10年來,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慈善公益事業蓬勃興起,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過于原則化的《公益事業捐贈法》與慈善公益事業的實際需要明顯不相適應。為了改變這種狀態,民政部十年前啟動了《慈善法》的立法準備,目前已進入全國人大的“排隊”名單。2004年6月頒布施行的《基金會管理條例》對比此前的《基金會管理辦法》有了明顯的突破。這種突破最突出地表現在允許建立非公募基金會和境外基金會在中國內地設立代表機構,并對基金會的運營成本作出規定。應該說,這些規定對中國慈善公益事業的發展是“利好”。但從實際效果看,作用不明顯。以浙江省為例,《基金會管理條例》施行已經4年多,目前全省登記在冊的基金會共151家,其中非公募基金會47家。這與原先預期相差甚遠。從而也暴露出法律的“困局”。基于鼓勵和推動慈善公益事業發展的考慮,從法律層面必須解決以下問題:①捐贈稅收優惠措施法制化,強化捐贈稅收政策嚴肅性,杜絕在慈善捐贈優惠政策上“政出多門”現象;②改變慈善法規過于粗放的狀況,增強慈善法規可操作性;③加強執法監督,培育和規范勸募市場,改變慈善捐贈的無序現象;④檢討和修正現行法律,為慈善公益事業創造寬松的政策和輿論環境,實現政府行為從“管理性”向“服務性”轉變。

  瓶頸四:職業化程度比較低。我國慈善機構管理團隊的構成是很富有“中國特色”的。以浙江為例,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慈善事業掀起之初,離退休黨政領導和退休職工成為管理團體主體,那時“行政權”慣性形成的“人際效應”為籌募創始基金,完成慈善機構的原始積累發揮了重要的“杠桿作用”。上個世紀末,隨著慈善意識的覺醒,大批富起來的企業家介入慈善事業,他們用經營管理的理念來詮釋慈善,使“基金和項目”成為慈善事業發展的重要推力,為改善慈善機構的內部管理,提高競爭能力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也暴露出慈善機構的“軟肋”,管理隊伍年齡大,文化程度低,缺乏創新能力。于是培育職業化團隊成為重要任務而提上議事日程。經過近些年的努力,目前這種狀況已經有所改善,到2008年底,浙江縣以上慈善機構已聘用大專以上畢業生197人,平均每個機構2人。但這與慈善事業的發展要求相比差距依然很大,必須采取切實措施改變這種狀況,著力解決當前在推動職業化進程中面臨的困難和問題,包括一要探索建立慈善公益機構的用工制度和人才培養機制,切實解決慈善公益機構的勞動分配和社會保障問題,吸引優秀的大學畢業生投身非營利事業;二要推動慈善公益機構的專業化建設,減少行政依附,提高應對各種挑戰的能力;三要優化團隊結構,開展績效考評,強化激勵機制,培育具有社會工作專業能力的骨干隊伍。

  瓶頸五:籌款和救助“簡單化”傾向。由于受各種因素的影響,初創時期的慈善工作帶有明顯的“行政烙印”,籌款上表現為動員加攤派,在救助上表現為分錢加節日慰問。慈善工作缺乏“個性化色彩”,以至于受助人大多視慈善救助為“政府救濟”。慈善救助的“社會功能”得不到彰顯,影響到慈善機構的“公信力”建設。從上個世紀末開始,隨著中外慈善文化交流的推進,慈善事業的現代理念逐漸被中國的慈善機構所接受,慈善籌款和救助“項目化”被提上議事日程,以“項目”和“工程”為“標簽”的慈善活動成為一種“時尚”,但就其本質來說,仍然沒有離開以“錢”作為運作平臺,只不過是發錢的形式歸大類而已,并沒有解決“授人以魚”還是“授人以漁”的問題。近年來,浙江省嘉興市慈善總會在慈善救助“項目化”上進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他們與農業龍頭企業合作,開發農業效益型項目,為農村困難戶提供產銷一條龍服務,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但這只是“個案”,缺乏普遍性。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其中包括:一要切實轉變慈善工作的“行政化”觀念,學習和借鑒國內外社會工作的成功經驗,逐步提高慈善救助的“項目化”比重;二要盡量減少“發錢”救助,推廣能力型救助模式,提高困難群眾生存和發展能力;三要提高慈善救助的社會化程度,充分調動和利用市場資源為慈善救助提供服務平臺,積極開展“項目招標”的實踐和探索,提高慈善救助的效率和效能。

  瓶頸六:慈善基金投資增殖進入盲區。慈善基金的投資增殖是慈善救助資金的重要來源。隨著慈善事業的發展,慈善基金的本金規模逐步擴大,浙江省到2008年底全省慈善機構的創始基金、項目基金已達18.7億元。建立基金的本意在于投資理財增殖,收益用于慈善事業。由于缺乏經驗和風險畏懼,各地慈善機構的基金投資處在無所適從的狀態,在低利率和通脹的金融環境下,慈善基金實際上處在潛虧狀態。解決慈善基金的投資管理,已成為當務之急。我國于2001年10月1日施行的《信托法》第六章專門為公共利益目的而設置“公益信托”,并強調“國家鼓勵發展公益信托”。本來這對慈善基金的投資增殖是一種“優化”選擇,但《信托法》施行8年來,效果并不理想,由于信托機構對于開發“公益信托產品”的熱情不高,政策措施不配套,“公益信托”實際上成為“紙上談兵”。近十年來,浙江的慈善機構在“慈善基金”的投資增殖上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主要的投資不外乎以下幾種渠道,一是投資政府主導的土地儲備基金,由財政提供擔保;二是由政府領導牽線,向規模大,效益好的民營企業提供借貸,由領導信譽擔保;三是存銀行買國債;四是通過信托投資公司投資理財。上述四種途徑的投資收益一般在3%——10%之間。顯而易見,這些投資理財要么隱性貶值,要么存在著巨大的投資風險。2003年11月,金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推出國債團購“金融產品”和其他理財產品,因“金信信托”由金華市政府控股,且投資的是“國債”,加上媒體的大幅廣告,被認為“安全可靠”。全省有9家慈善機構投資“金信信托”,委托理財資金達7800萬元。2005年12月底,“金信信托”違規操作被銀監會查處。當時正值證券市場進入低谷,強制平倉使“金信信托”損失慘重,全省9家慈善機構中一家因理財到期,在“金信信托”被查處前一個星期撤出資金,全身而退,其它8家的5800萬資金被套。慈善機構隨后多次向各級政府、中國銀監會報告,希望能夠保證慈善基金本金的安全,但收效甚微。慈善資金遭遇前所未有的投資風險。也是不幸中的大幸,由“金信信托”持股48%的“博時基金”的股權拍賣,借著證券市場大行情獲得巨大成功,使“歸還本金”和利息得以實現。“遇難”的慈善機構渡過“一劫”。但省內某市慈善機構就不那么幸運,3000萬元委托某證券機構理財,因該機構違規被招行兼并,使這筆投資的歸還遙遙無期。回顧這一段經歷,期間的教訓極為深刻。事實上,對于慈善機構來說,投資理財必須解決三大問題:①要有安全性好收益比較高的“公益信托產品”;②要了解國家的金融政策法規,委托專家理財;③要加強慈善基金投資理財的規范化管理,避免“長官意志”,實現科學決策。

  三、現階段慈善機構運行機制的利弊辨析

  中國現代慈善事業的發展歷史不長,如果從“希望工程”算起,迄今不過二十年。這些年來,慈善事業在觀念、政策和機制上都有很多突破和發展。2005年11月,民政部召開首屆“中華慈善大會”頒發“中華慈善獎”,并發布《中國慈善事業發展指導綱要(2006——2010)》,這是中國慈善事業發展的里程碑,從此,中國慈善事業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近三年來,從省到市、縣,浙江各地紛紛召開慈善大會,制訂發展規劃,有的地方還把慈善工作納入為民服務“十件大事”,對領導干部進行履責考核。凡此種種,充分說明發展慈善事業的宏觀環境已經有了很大改善,慈善事業已經進入難得的加快發展的機遇期。但是,應該看到,在發展問題上,事實上存在兩種不同觀念和行為方式,一種觀念認為,中國特色的慈善事業就是要靠政府,只要領導重視了,什么事都好辦,如果“獨立自主”了,那就是“死路一條”。另一種觀念認為,發展中國的慈善事業確實要考慮國情,政府的支持和推動必不可少,因為這是政府的責任。但如果一味依賴政府,就會喪失慈善事業的社會性和生命力,慈善機構也形同虛設,那還有存在的必要嗎?兩種觀念和行為方式相交叉,它的結點就在于政府角色的“定位”。為了更清楚地說明這個問題,我們不妨對“行政力”的“利”和“弊”作進一步的辨析。

  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的需要去進行剖析都可以得出一個明確的結論:在當前的文化和體制環境下,離開了政府強有力的支持和推動,中國的慈善事業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取得迄今這樣的成果。由“行政力”主導的慈善事業在前期發展中起著關鍵的作用,是慈善機構完成創始階段的“利益杠桿”。這種“利益”關系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利用“行政力”完成原始積累。這種“原始積累”主要是指籌募“創始基金”,解決慈善機構基本的生存條件。政府通過營造輿論氛圍,大會動員、發文件、分攤捐款任務和行政撥款等方式,在較短的時間內就完成了機構的創建任務。二是利用“行政力”完成機構設置。中國的慈善事業從它出現的那一刻起就被“成本問題”所困繞,至今依然如此。為了回避這個問題,許多地方政府沿襲了“傳統做法”,參照殘聯和紅十字會的做法,設機構、給編制、解決管理成本。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慈善機構的“身份問題”,緩解了慈善工作的“成本困境”。三是利用“行政力”拓展公共關系。慈善機構利用“行政力”的權威性和影響力,積極發展理事會成員,聘請會長、副會長,在社會各個層面拓展公共關系,尤其在新聞界和企業界建立人脈,為慈善事業的發展打造了有效的資源平臺。在實踐過程中,上述關系是交叉和互相影響的,其效果也是十分明顯的。

  但是應該看到,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正在不斷影響民眾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又促進了公民意識和社會責任感的增強。反映在慈善觀念上,人們對“攤派式”捐贈越來越帶有排斥和逆反的心理。對于政府和慈善公益機構來說,不能對這種趨向成熟的社會心理熟視無睹。而實際上事物的發展總是呈兩面性的,我們不能被“行政力”主導下的慈善事業所得到的暫時的“利”蒙住視線,因為我們必須正視這樣一些基本現實:“行政力”對慈善事業的直接影響正呈遞減趨勢,民間自發的慈善行為日趨活躍,“草根”組織的困境中發育成長;“行政力”對慈善機構的自主性形成障礙,機構“行政化”傾向嚴重,開拓創新精神不足;“行政力”對慈善工作的實務性干預過多,使慈善機構性質模糊,對慈善事業的長遠發展造成不利影響。如果上述問題得不到解決,就會使慈善機構從“依賴性”轉向“惰性”,從而使慈善工作扭曲成變相的“行政行為”,即所謂政府的“慈善科”,遏制了慈善機構的創造性和活力,與國家發展慈善事業的宗旨相背離,也不符合現代社會的發展理念和價值觀。

  歸根到底,對慈善事業現階段運作機制“利”與“弊”的爭議就是走“行政化”還是“市場化”之路。當前,在慈善事業面臨難得的發展機遇的歷史條件下,我們必須實現三個轉變:一是從“行政化”運作向“市場化”運作轉變;二是從“動員式”捐贈向“志愿式”捐贈轉變;三是從“兼職化”為主向“專業化”為主轉變,這是實現慈善事業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擺在我們面前的歷史性任務。

  四、堅持現代慈善事業市場化運作的基本理念

  事物發展有其內在的規律,慈善事業也不例外。改革開放催生了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又催生了慈善事業。市場經濟發育過程中的“陣痛”也必然反映到慈善事業上來。只有正視存在的困難和問題,順應時代發展的潮流,開拓創新,才能拓寬慈善事業發展視野,贏得發展的先機。我們正處在一個大變革的時代,堅持以人為本,履行社會責任,倡導科學發展,建設和諧社會已成為國家意志和全民共識。慈善事業要以此作為建設慈善文化的價值基礎,推動思想解放和觀念更新,進一步建構現代慈善事業發展的基本理念。

  1.要從發展慈善文化的高度確定市場化理念。慈善文化的核心價值觀是利他主義。弘揚慈善文化的根本目的在于使慈善價值觀融入社會生活,提高民眾對慈善事業的認知和包容程度,激發企業與公民的參與積極性。堅持“市場化”的理念與工作方法,就是為了應對各種市場因素對慈善事業的挑戰,適應捐贈者的不同需求,最大限度地滿足捐贈者的“個性化需要”,以優質的服務贏得資源開發和利用的主導權。“市場化”具有很強的實踐指導性,它激勵慈善機構在市場經濟的大潮流搏風擊浪,捕捉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有利機會,在與各種文化的碰撞和磨合中實現自身的價值目標,使慈善事業成為國家“軟實力”的重要載體。“市場化”是對傳統慈善觀念的強有力沖擊,它使人們從更為廣闊的空間去理解和支持慈善事業,使慈善機構從更大的范圍去開發和利用資源,使社會弱勢群眾能獲得更多的物質幫助和精神撫慰。中外發展慈善事業的成功經驗是對“市場化”的最好詮釋。根植于優秀傳統文化和市場文化基礎上的當代中國慈善文化,在學習和借鑒西方慈善文化的同時,堅持本土實踐,不斷豐富和發展中國的慈善文化,使之成為中國優秀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為建設和諧社會營造“慈善氛圍”。

  2.要堅持創業精神和創新理念。創業精神是一種行為,是一種需要知識積累作為后盾的實踐。創新是基于創業精神視變化為機會的創造性勞動。創業精神和創新實踐無論對于政府、企業還是非營利組織而言都是至關重要的生存法則。尤其處在大變革的時代,公共服務機構面對競爭與挑戰,創業精神與創新更具有緊迫感和時效性。改革開放30年,慈善機構作為公共服務機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其為時不長的發展歷程中,無時無刻不在經歷著“市場經濟”的歷練和考驗。當代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急劇變化,對于慈善機構而言,同樣面臨著挑戰和機遇,惟有把創業精神與創新植入自己的系統中,才能獲得成功和繁榮的機會。關于公共服務事業的創業精神與創新,美國著名管理學大師彼德·德魯克有一段精辟的論述:“公共服務機構必須學會創新,并用創業精神進行管理。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公共服務機構必須學會把社會、技術、經濟、人口變動等領域的急劇變化,都看做是機會。否則,這些變化將成為障礙。”因此,在慈善機構中建立創業精神和推進創新實踐,是我們面臨的最重要的任務。

  3.要確立“經營慈善”理念。經營的本意是經度營造,引申為策劃營謀。經營不是硬技術,而是軟科學。經營主要不是靠物質的投入,而是靠智力進行開發,它需要高度的智慧和謀略。“經營慈善”就是要從“行業”的視角來策劃和建構慈善事業,把慈善事業作為一項“系統工程”進行科學規劃和運籌,最大限度地開發和利用慈善資源,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實現永續發展。應該看到,企業與NGO最本質的區別在于營利性與非營利性。兩者在管理上許多共通性。管理NGO要同樣面對競爭與挑戰,需要講資源開發與利用,需要講團隊精神與激勵回報,需要講成本和效率,需要講投資和收益。有實體依托的慈善組織還要追求利潤,為慈善事業提供更為直接的資源。市場經濟的許多成功經驗,同樣適用于非營利事業。因此,“經營慈善”是慈善組織科學管理的“應有之義”,是加快慈善事業發展的現實要求和必然趨勢。

  4.要在慈善實踐中強化“公益營銷”理念。營銷的基石是人類的需要。營銷是對市場進行深入研究與策劃的過程,營銷的目標是在市場尋找機會。美國著名管理學大師菲利普·科特勒把營銷定義為“生活標準的創造和傳遞”。當今時代,隨著非營利事業的發展,慈善公益組織之間圍繞資源開發的機會成本上升,競爭趨勢明顯。比較國內外慈善組織的行為特點,可以看出,許多國際性慈善機構把自己放在一個營銷者或推廣者的地位上,而大多數國內慈善機構更多的是把自己作為管理者角色,以政府的姿態出現。顯然,這些慈善組織對“營銷”的認知還是膚淺的甚至陌生的。要推動慈善組織學習“營銷”的理念和手段,研究勸募市場存在的困難和問題,根據外部環境的變化和自身特點,按照營銷觀念采取策略性的行動以爭取更多公眾的理解、支持與合作,使組織擺脫官僚慣性,對環境變化和客戶需求及時作出反映,確保組織與戰略的實現。慈善組織要重點營銷“理念和服務”,嚴格“營銷”的規范化運作,防止過度商業化操作,實現“公益”與“營銷”的有機結合和良性互動。

  5.要拓展視野倡導“大慈善”理念。慈善的特性是開放、多元和包容,慈善突破了一般意義上的地域和階層概念,以人類的愛心凝聚力量,以超越政治和宗教意識形態的價值觀去傳播和踐行人道倫理,維護人的基本權利。當代中國,市場經濟打破了地域界線和行業壟斷,推動了競爭和發展。同時也使慈善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有了廣闊的空間。“大市場”是建構“大慈善”的必要前提,“大慈善”是順應“大市場”的必然結果。但是,由于種種原因,我國的慈善機構,尤其是地方公募性慈善機構帶有較強的“地方保護”色彩,在籌款和救助上也表現出比較明顯的“封閉性”,這種狹隘的地域觀念,背離了現代慈善事業發展的理念和價值觀,不利于形成“大慈善”的工作格局,對于勸募市場形成和發展構成嚴峻挑戰。沿海發達地區的慈善機構要更多地關心和幫助西部欠發達地區的慈善事業,提高資源使用的效益,配合國家扶貧開發戰略的實施。要沖破地方保護主義形成的“慈善屏障”,倡導慈善機構之間的互助與協作,發揮聯動效應,打造“慈善品牌”,用“慈善無界”去建構我們共有的“精神家園”,推動形成全國一盤棋的“大慈善”格局。

  6.要在慈善工作中倡導“回報與激勵”的理念。慈善的“回報與激勵”是基于人類行為工具的理性判斷,強化社會成員精神生活的價值追求,是對人類生命價值的一種首肯與導向;慈善“回報”是對捐贈人和志愿者的“精神鼓勵”,使他們充分感受到參與慈善事業的幸福與快樂。慈善“回報與激勵”機制的完善對于促進慈善文化價值觀的廣泛傳播,改善“人文環境”,推動和諧社會建設有著重要的意義。慈善“回報與激勵”是慈善價值觀的表現形式,是慈善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它使捐贈人和志愿者的付出得到社會高尚、適時、雅致的認可。慈善回報的“高尚”主要體現在“精神鼓勵”而不是“物質獎勵”,但這種“精神鼓勵”并不排斥載體設計的高雅和品位,這對受表彰者來說是恒久的“精神財富”,也是“精神藝術品”。慈善回報的“適時”,主要體現在慈善機構的“傾心服務”上,這種“傾心服務”講求“創意”、“人性”和“時效”,在形式上追求多樣性。一個胸貼、一張生日賀卡、一篇報道都是對捐贈者和志愿者的“鼓勵”。慈善回報的“雅致”,其出發點在于呼應捐贈者或志愿者的多元性和“動機差異”。因此,要盡可能滿足捐贈者或志愿者對“回報”的個性化需求,并根據這種需求策劃和設計“回報與激勵”的形式與內容,做到“皆大歡喜”。

  7.要堅持慈善基金市場化運作理念。慈善基金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慈善基金是一種泛指,通常是指慈善機構通過各種途徑接收的社會捐款的集合;狹義的慈善基金是指各種基金會的本金、慈善機構設立的創始基金、用于指定用途的專項基金等。從特定意義上講,慈善基金多指狹義的概念。慈善基金的共同特點是基金本金不動用,基金投資所得用于機構運作成本和定向援助。因此,對慈善基金而言,保值增殖事關組織的生存發展大計,尤為重要。在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中國慈善機構頗具“本土特色”的創新實踐就是大范圍發展創始會員籌募創始基金,使公募慈善機構在較短的時間掘得“第一桶金”,完成了原始積累。但是由于政策不配套、投資風險和缺乏專業理財的能力,基金的投資增殖始終走不出困境。于是政府擔保理財和領導指令借貸成為基金投資的主要方式,有的地方還因此造成基金本金投資虧損,影響了公信力。事實上,從社會保障資金進入資本市場的那一天開始,就應該把慈善基金的投資增殖問題納入視野,進行市場化運作的實踐與探索。通過慈善基金的投資運作,既為金融市場增加流動性,又為慈善事業的資金來源探索新途徑,積極發展慈善信托。當然,基于慈善基金的“特殊性”,人們對于“投資風險”的心理恐懼是可以理解的,但也不能因此而談虎色變裹足不前。當前,由于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在銀行存款利息極低,導致基金本金隱性虧損的情況下,應該更為積極地倡導慈善基金市場運作的理念,同時,通過受托機構的專家理財來實現投資增殖。這里包括三個要素:一是通過專家理財使收益最大化,風險最小化,盡最大可能保障基金本金的安全;二是金融信托機構要積極開發“公益信托”的產品,通過慈善基金的集合信托來實現雙贏;三是政府要為慈善基金的投資增殖開放公共空間,提供政策扶持,使慈善基金的投資增殖有較為穩定的保障,從而推動慈善事業的發展。

  8.要廣泛宣傳慈善機構從業人員專業化服務理念。“專業化”是指形成和支持某一事物“專業”特質和狀態的過程。慈善工作從屬于社會服務職業范疇,它的“專業性”要素包括:慈善工作成為一種“專門業務”,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業務工作方法和技巧;慈善事業成為一種“專門的學術類別”,需要加強慈善工作教育并形成系統化的科學理論;慈善工作成為一種“專門職業”,有一定數量的以“助人”和“公益”作為職業生涯的從業者。慈善工作專業化意味著慈善工作的理論、方法、技巧的專業化,慈善教育正規化,慈善從業者的專業化。由此而論,慈善工作專業化要達到的目標一是慈善組織作為慈善從業者的專門性機構,要對從業人員進行行為約束,塑造以“利他”為先,為弱勢群體和公益事業服務的公眾形象。慈善機構要將有共同理想和價值觀的慈善工作者及慈善事業參與者團結起來,形成一種共同的奮斗目標。二是使慈善工作具有一定的壟斷力。慈善機構向社會提供的服務越好,就越具有公信力,從而匯聚更多的社會資源,并得到政府、企業和其他社會團體的支持。因而,在這個領域就越具有壟斷力,專業化程度也就越高。中國經濟市場化和政府職能的轉變為加快我國慈善事業的發展提供了契機,隨著慈善文化的普及和民眾慈善意識的提高,慈善工作正從“粗放式”向“精細化”轉型,慈善機構對專業人才的需求也愈顯迫切。當前,在全面推動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中,行政管理體制和社會福利體制改革正在不斷深化,一些原來由政府和企事業單位包攬的社會職能,逐步被剝離出來回歸社會和社區。在這種背景下,慈善機構作為獨立部門,通過廣泛的社會參與,形成了由社會勸募、投資管理、項目實施和監督管理組成的工作體系,它的發展和完善順應了“小政府、大社會”的發展趨勢,對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和基層社會的自我治理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五、推動慈善事業市場化運作的途徑和方法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慈善事業是一項全新的探索,它所具有的優勢和特點,它所遭遇的困難和問題,并不能用一些概念化的“教案理論”作簡單的解讀和評判。加上中國地域廣闊,經濟條件和鄉土文化差異明顯,對慈善事業所帶來的挑戰和機遇也具有“中國特色”,這對慈善事業的實踐者和理論研究者來說都是務必加以認真對待的。為了防止出現理論與實踐相脫離的狀況,切實推進慈善事業的市場化運作,我們對慈善事業的發展途徑和方法的研究有必要確定三個基本前提:

  1.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起步的中國現代慈善事業,經過十多年的較快發展,已經取得明顯成效。為維護社會公平,配合政府實施最低社會保障發揮了重要的補充作用。這些成績的取得,是在黨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推動下實現的。以2005年11月20日召開的首屆“中華慈善大會”為標志,中國現代慈善事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在世界慈善史上,中國現代慈善事業的發展成果是社會文明進步的生動體現,應該得到充分的肯定與贊譽。

  2.慈善事業的發展離不開經濟、政治、文化和宗教的影響。西方現代慈善事業作為人類文明成果,它的理念和管理方法是伴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而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的。它為中國現代慈善事業發展提供了借鑒和指導。這種借鑒和指導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建構中國現代慈善事業發展理念和管理方法的基石。要防止教條式的對中、西方慈善事業發展現狀進行簡單的比較,從而得出不切實際的結論,妄自菲薄。要堅持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堅持走中國特色的現代慈善事業發展之路。

  3.當代中國正處在社會轉型期,貧富差距、資源短缺、環境惡化以及社會責任意識淡薄成為制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瓶頸,并由此衍生出許多困難和問題。我國進入了發展的關鍵期、改革的攻堅期和矛盾的凸顯期,這對慈善機構來說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和機遇。是開拓創新,積極應對,還是消極回避,無所作為,已經成為考驗慈善機構公信力的試金石。慈善機構應該把經濟、社會的急劇變化看作是機會,并用創業精神和創新去把握機會,講求工作策略,拓展活動空間,實現自我完善和可持續發展。

  (一)進一步解放思想,開拓創新,推動勸募市場的形成和發展。

  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貫徹落實胡錦濤總書記在第二屆“中華慈善大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緊密結合我國政治體制的特點,進一步完善“政府推動、民間運作、社會參與、各方協作”的慈善事業發展機制,以建設慈善文化為切入點,推動勸募市場形成和發展。現代慈善事業作為社會服務業的重要分支,遵循社會服務業一般的市場規范。慈善公益機構以提供有特色的優質服務作為其生存法則。要順應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大趨勢,積極探索現代慈善事業發展規律,總結推廣慈善工作的先進經驗,為建設“公民社會”創造良好的“人文環境”;要大力扶持和培育勸募市場,不斷拓展慈善資源開發和利用的空間,引導勸募市場要素的合理配置,提高資源使用效率;要從戰略高度開辟新的就業領域,積極推動慈善機構的專業化建設,不斷提高從業人員的職業素質,著力培育非營利事業的人才市場;要把慈善公益崗位納入新的社會服務業,改革現行的雙重管理體制,逐步實行行業化管理,并加強慈善公益組織中黨的工作;要強化慈善公益組織的能力建設,積極推動創業精神和創新,提高慈善機構應對各種機遇和挑戰的能力,實現可持續發展。

  (二)把握“三個轉變”,堅持動態發展,加速推進慈善事業的社會化。

  市場化取向的改革推進了制度創新,導致資源配置的重新洗牌,也使政府職能出現了重大轉變,這種職能的轉變必然反映在慈善公益事業上,順應了“小政府,大社會”的發展趨勢。

  首先是政府角色的轉變。這種趨勢表現為:①創造良好的“依法行善”環境,形成勸募市場的行為規范,推動《慈善法》及其實體法的立法進程,規范市場行為,為慈善公益事業發展創造公平競爭的制度環境。②政府從勸募市場退出,完成從“運動員”向“裁判員”的轉變,除了特殊情況下的大災捐贈,一般社會捐贈由慈善機構承擔。③用“資金購買服務”。政府的公共福利投入,逐步采用社會公開招標的方式運作,由符合條件的慈善公益機構競投承接。為勸募市場釋放更多的公共空間。④彩票公益金實現項目化運作,弱化“行政”色彩,增加透明度,提高彩票資源的使用效益。

  其次,慈善公益機構的角色轉變。①慈善公益機構要準確定位自身的“角色”,減少“行政”依附,增強獨立性和勸募市場的主體地位,解決“斷奶”和“覓食”問題。②建立適應市場環境的組織機制。慈善公益機構要實現體制創新,實現從“協會制”向“基金會制”的轉變,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工作效率。③推進能力建設。慈善公益機構從提高市場競爭能力的迫切需要出發,吸納優秀人才,完善社會保障,推進年輕化和專業化。

  第三,慈善文化環境的轉變。①社會對勸募市場的認知度提升,慈善事業在黨的十七大精神的指引下,正面臨難得的發展機遇,積極推進創新型慈善文化建設成為當前的迫切任務,要把培育非營利事業與“公民社會”建設有機結合起來,加快推進和諧社會建設。②慈善的輿論環境得到明顯改善。公共媒體參與慈善公益事業的積極性與主動性明顯提升,慈善公益機構自辦刊物的數量和質量提高較快;媒體慈善的宣傳和欄目創新“精彩紛呈”,慈善宣傳的競爭成為推動慈善文化的又一“亮色”。③慈善活動的文化內涵呈現多樣性。慈善活動形式呆板、僵化的狀況得到改善,“參與式”和“互動式”增加;慈善活動的內容“豐富多彩”,與各種文化的磨合中創造機會成為一種趨勢;慈善活動更注重受眾的“心理因素”,滿足“愉悅”與“成就感”成為策劃的主導理念。

  (三)實現稅制統一,鼓勵公平競爭,推動慈善公益機構優勝劣汰的良性循環。

  政府財稅政策要貫徹“非歧視”原則,讓不同身份的慈善組織、不同身份的捐贈者都能獲得相同的國民待遇。要統一慈善公益領域的稅收優惠政策,改變目前不同慈善公益組織在稅前抵扣中的差別狀況,創造平等競爭的外部環境,促進慈善公益機構練好“內功”,增強市場開發的能力,形成勸募市場優勝劣汰的良性運營機制。

  在建立統一的捐贈稅收優惠政策的基礎上,要推動稅收抵扣手續的便捷化。建議稅務機關將免稅申請程序簡化合并,授權可以接受稅前扣除捐贈的慈善公益機構,直接開具可以沖抵應納稅額的票據,以簡化減稅程序,發揮免稅促進企業捐贈的作用。要充分利用金融信息平臺,推動公民小額捐贈個人所得稅銀行帳戶直接抵扣,推廣銀行卡活期儲蓄的理財增殖捐贈,鼓勵銀行卡刷卡消費捐贈等。要妥善解決社區經常性捐贈中的免稅問題,對實物捐贈的價值評估和抵稅有切實可行的操作方法和標準。規范和簡化稅收抵扣程序,降低捐贈成本,提高免稅、退稅的工作效率。要根據財產積累的狀況適時開征遺產稅、贈予稅和特別消費稅,為慈善捐贈開辟“綠色通道”。

  為了鼓勵捐贈,要逐步調整企業捐贈所得稅抵扣合計帳目的編列順序。當年沒有扣除光的慈善公益性捐贈限額和超額部分,允許往以后年度結轉扣除。要落實2008年實施《企業所得稅法》中關于“企業發生的公益性捐贈支出,在年度利潤總額12%內的部分,準予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的法條。尤其是基數調整后從“應納稅所得額”擴大到“利潤總額”,必須得到貫徹和執行。同時,也要防止不良企業利用稅收政策偷、逃稅款。對于極少數利用稅收環節上的漏洞搞洗錢等不法勾當,必須予以堅決打擊,維護慈善捐贈的純潔性。

  (四)拓寬慈善領域,強化“品牌”意識,提高以項目為載體的慈善籌款與救助的市場化程度。

  慈善籌款項目化,項目救助品牌化,是目前中國慈善事業發展的基本走勢,標志著慈善機構正從“依附型”向“職業型”轉變。慈善項目實踐“品牌戰略”是慈善事業市場化運作的客觀需要,它的意義在于運用市場化手段去配置慈善資源,在機構公平競爭中提高生存能力,通過捐助雙方的互動實現互利雙贏。而要實現上述目標的基本途徑就是搞項目,創品牌。

  “慈善項目品牌”是一個系統工程。慈善機構要借鑒市場運作的一般規則,研究“勸募心理”,開展公益營銷,以項目為支撐,促進慈善籌款與救助更為緊密的結合,形成“品牌”效應。在打造“慈善項目品牌”中,要把握以下基本要素:①呼應勸募市場的個性化需求,對“慈善項目”進行細分,豐富“慈善項目”的可選擇性;②對“慈善項目”作精準的“冠名與包裝”,通過媒體平臺進行推介,按捐贈群體的需求開展“營銷”;③項目運作要講求效益,控制成本與風險,提高資源開發和利用效率;④拓展項目運作的文化內涵,發揮項目的社會影響力,培育潛在的捐助者。

  “慈善項目品牌”的運作過程,實際上是提供高尚的“社會服務”,這種服務比一般商業服務有著更高的行為準則,要求慈善公益機構及其員工有執著的職業精神和嫻熟的操作技巧,讓“客戶”從“感動”到“心動”進而“行動”,達到“服務”的效果。慈善服務包括以下要素:①推介慈善的理念和價值觀,激發捐助者(客戶)心靈共鳴,接受并認同“公益營銷”的服務行為;②提供“慈善項目”的多樣性選擇,落實后續性服務保障,搭建捐助人與受助者之間溝通平臺;③確認服務成本,建立互信機制,保證項目服務的有序推進;④明確法律關系,簽訂服務合同,做到“依法行善”。

  “慈善品牌項目”定位要因地制宜,結合當地經濟條件和人文環境,找準切入點,力求出成效。在具體項目的選擇上可作以下考慮:①基金型項目。資金由企業定向捐贈解決。特點:時效長,資金來源相對穩定,風險比較低,企業參與度比較深。尤其適用于助醫、助學類項目。②小額貸款項目。資金由金融機構或慈善機構出資。特點:項目適應市場需求,時效性強,有還款要求,有一定經營風險。比較適用于扶貧開發、生態環境項目及農副產品加工項目。③銀行卡項目。善款通過刷卡消費捐贈和工資所得稅捐贈抵扣籌款。特點:小額,網絡籌募周期長,工作比較復雜,籌款不太穩定。比較適用于常態化的生活救濟項目。④農業開發項目。資金通過政府撥款和慈善機構定向資助解決。特點:資金有一定保障,但市場風險較大,要整合社會資源,注重成本效益,維護相關各方的利益。比較適用于適銷對路的農副產品生產經營項目。⑤職業培訓項目。資金主要通過政府項目招標或撥款解決。特點:作為政府的人力資源開發項目,資金來源穩定,市場定位比較明確,對承辦機構的資質要求高。主要適用于城市貧困和待業、失業群體。

  “慈善品牌項目”的成功與否需要實踐檢驗。一個慈善項目就是一項工程,必須經過精心打磨才能成為“品牌”。在這個過程中,對項目及時進行階段性檢查評估和修正完善是十分重要的環節。在具體操作中要把握以下幾點:①制訂項目評估分類標準。主要指人頭項目、物化項目和物資項目,而每一種項目類型所涵蓋的具體內容又是豐富多彩的,要根據實際情況確定。②建立項目評估團隊。一般情況下,評估團隊應該有捐助方、執行機構和專家組成。項目評估按年度組織。臨時性評估可由執行機構安排。③拓展項目評估后續效應,適時創新項目形式,豐富項目內容,延展項目效應,培育項目捐贈“客戶”。④項目評估要達到的最終效果是建立項目公信度,擴大項目認知度,提高項目的滿意度,成就項目的“品牌”效應。

  (五)倡導公司慈善,推動互利雙贏,積極支持和參與企業社會責任建設。

  從公司慈善推及企業社會責任建設,是市場經濟走向成熟的必然產物,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近年來,企業社會責任之所以成為“社會焦點”,是各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綜合反映。而政府、媒體和企業界的積極推動,又使企業社會責任承載了“和諧社會”建設的重任,被推向一個新的高度。三鹿集團暴發的“毒奶粉”事件,使我們能從更深的層面去理解企業社會責任建設的內涵及其社會意義,更強烈地感受到企業社會責任建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企業社會責任可以從經濟、文化、道德層面作出多種解讀,就慈善公益機構而言,參與企業社會責任建設的載體是企業文化。在企業文化建設中植入慈善元素,承擔對利益相關者的責任,使企業與慈善公益機構在經營理念上達成“價值觀”共識,建立伙伴關系,實現互動雙贏。

  公司慈善從“被動應對”走向“積極參與”,這不僅反映了企業經營上的成功,更彰顯了企業文化上的創新。近年來,溫州在民營企業中建立“慈善分會”的實踐,對于推動慈善事業“民間化”是一個積極的探索,值得推廣。這種機制創新打開了慈善機構與公司慈善更為廣闊的合作空間,為慈善事業發展開辟了一條新路。要把“分會制”作為“公司慈善”的一種過渡形態加以規范和引導,推動“公司慈善”向建立獨立的非公募基金會方向發展,催生企業的“慈善家群體”,為繁榮我國的慈善公益事業提供生生不息的動力。

  公司慈善要與“品牌策略”有機結合起來,使“企業公民”理念內化為“企業品牌”策略,在差異性競爭中站上新的制高點,推動公司慈善走向制度化、規范化和理性化,從而提升“公眾形象”。慈善機構基于自身的發展理念,積極主動地介入公司慈善,建立“伙伴關系”,追求共同目標,這是現代慈善事業的基本特征。要使這種合作關系保持“品位”和“熱度”,必須把握以下幾點:①雙方的“產品”有著良好的社會公信度;②雙方的法人代表有較高的素質;③雙方的實力比較強,工作效率高;④雙方都有一支優秀的管理團隊;⑤雙方以“社會效益”為最高“功利觀”。

  公司慈善是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內容,但企業社會責任并不等同于公司慈善。企業社會責任是綜合評價體系,是企業對社會合乎道德的行為。它強調,企業在追求利潤的同時,必須主動承擔對環境、社會和利益相關者的責任,包括遵守商業道德、維護員工合法權益、保護環境、節約資源和支持慈善公益事業等。要防止把公司慈善等同于捐款,而捐款就是履行社會責任,從而使企業履行社會責任變成“捐款秀”,使一些不良企業利用政府要求的捐款給自己貼上“形象標簽”,而背地卻干著違法的勾當。同時也要防止不法企業利用捐款或辦基金會“變相洗錢”,擾亂國家金融秩序。

  企業社會責任建設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尤其在面對國際經濟危機的嚴峻時期,為了應對市場挑戰和維護社會穩定,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更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要從以下環節著手,全面推進企業社會責任建設:①加強宣傳,構建創新型企業文化。要提高企業社會責任意識,構建以人為價值鏈的創新型企業文化,切實履行對利益相關者的責任,重塑企業的“社會形象”。②聯系實際,制訂企業社會責任建設發展規劃。要從調查研究入手,研究制定推進企業社會責任建設的意見,建立政府牽頭,政府、社會中介組織、企業三方合作互動的協調機制,推動工作落實。③因地制宜,推行符合產業特色的企業社會責任標準體系。要根據各地產業集群的特點,對外貿易的需求和導向,參照有關國際標準,出臺企業社會責任標準體系,設立評估機構,促進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提高企業公信力和國際競爭力。④完善法律法規,嚴格企業社會責任的執法和監督。要清理和完善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相關規章條文,使企業社會責任建設納入法制化、規范化管理的軌道。建立完善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監督機制,形成政府、媒體、社會和企業監督相結合多渠道、全方位監督體系。探索建立以民間組織為依托的企業社會責任監督評估機制,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對企業履行社會責任進行指導監督。

  (六)加強基金管理,提高投資效益,進一步拓寬善款來源和發展空間。

  當前,在國際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增加金融系統的流動性成為脫困的重要舉措,而日益壯大的慈善基金的投資理財對于擴大善款來源和增強銀行流動性是雙重利好。政府要從戰略的高度重視對慈善基金的投資管理,并從政策層面及時作出規劃和安排。而對于慈善機構來說,基于慈善基金性質的“特殊性”,“低風險、高收益”是必須秉承的最基本的投資理念,并要把握好以下三個主要環節:①投資“多元化”策略,也就是所謂的“雞蛋不放在一個籃子里”。從一般意義上講,慈善基金的40%宜于長線投資,用于購買股票、基金或壽險;40%用于購買國債、貨幣基金或其它由財政提供擔保的企業債券;20%用于活期存款或一個月之內的短期存款。②投資理財的底線是“保本金”,無論是何種投資形式,保證本金的絕對安全是慈善基金的對風險評估的“價值底線”。③投資的周期性。尤其對于中長線投資而言,受各種市場因素的影響,“帳面盈虧”與“經濟周期”的因故關系十分明顯,因此,對于慈善基金投資效益的評估要科學合理,一般以不低于一屆機構的任職期作為評估時限為妥。

  慈善基金的投資理財應該以社會保險基金的投資理財為參照,采取積極的步驟加以推進,在具體的投資理財形式上,可以考慮以下選項:①公益信托。根據《信托法》的有關規定,金融機構應當積極開展公益信托業務,開發公益信托金融產品,鼓勵和支持慈善機構規范投資行為,提高投資理財的業務水平,確保慈善基金的保值增殖。慈善基金參與“公益信托”可以是一個機構的行為,也可以是集合信托,為不同規模的慈善機構獲得抵御風險、共同發展的機會和條件。②投資股票證券。慈善機構要依據自身章程的有關規定開展投資業務。基于股票、證券“高風險、高收益”的特性,應該選擇符合國家發展戰略和產業導向,關乎國計民生、成長性好的品種進行中長線投資,研究和把握投資策略,避免風險性較大的投機行為,以博取穩定而較高的收益。③房地產投資。慈善基金投資房地產項目要爭取地方政府的支持,減免相關的費用。投資的重點應該放在公益實體類項目,在減輕投資風險的同時,為未來興辦慈善實體預留發展空間,使進退有矩。對于商業性房地產項目,要綜合評估本地房地產市場的“人氣”及出租空間,把握城鄉發展導向,規避政策風險,確保投資底線。④投資政府主導型發展基金。由政府主導的交通、土地儲備、旅游開發和環境保護等發展基金,因為有財政提供擔保,相對比較安全。慈善基金可以積極、有選擇的參與。這類投資收益比銀行高,比證券市場低,是近年來各地慈善機構參與比較多的投資理財項目。⑤參與企業發展項目投資。企業發展項目投資一般都是有政府領導牽線搭橋的“人情鏈”投資行為。企業為解決暫時資金短缺,往往會給予高收益作為回報,但這類承諾因為缺少法律保障并不可靠。同時,地方領導的調動也會使投資行為“泡沫化”。因此,對于這類投資亟需謹慎。

  慈善基金的投資理財與任何投資一樣都是有風險的。沒有風險的投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幾乎是不存在的。慈善機構要轉變觀念,發揮優勢,積極主動地依靠社會力量建構基金投資的抗風險機制,提高抗風險能力,最大限度地提高投資效益。①實行投資決策民主化。慈善機構要充分發揮理事會或專門委員會的作用,重大投資決策要經過充分論證并由集體討論決定。要建立集體風險承擔機制,切忌長官意志或個人專斷行為。②專家理財。慈善機構要與金融機構建立“伙伴關系”,聘請金融行業的專門人才擔任理財顧問,建立理財咨詢通道,及時學習和了解國家財經政策,把握投資機會。③建立投資理財的專門委員會,在內部實行投資理財的監察評估,及時解決工作中出現的困難和問題,確保慈善基金的投資安全。④爭取政府擔保。慈善機構要積極爭取政府對慈善基金的投資擔保,尤其對地方重大投資項目的擔保,是慈善基金投資決策的必要條件。要使投資的靈活性和原則性有機結合,使慈善基金以最小的風險取得最大的投資收益。

  (七)吸納優秀人才,提高團隊素質,積極推進慈善機構專業化建設。

  慈善機構專業化是慈善事業發展的必由之路。中國現代慈善事業從起步階段由政府推動到今天倡導職業化、專業化,期間經歷的幾個階段及其特征主要表現為:①“權威效應”階段。以政府推動為主,領導的“名人效應”和動員式捐贈使慈善機構完成原始積累。②“機構勸募”與“名人效應”互動階段。隨著慈善文化影響力的擴大,機構的勸募形式趨向多元,捐贈者參與慈善事業的主體意識增強。③“項目效應”階段。慈善捐贈與救助的項目成效顯現,慈善機構圍繞項目出現競爭態勢,專業化運作提上議事日程。④“人才效應”階段。慈善機構的資源競爭和品牌戰略導致人才競爭,而建立優勢的根本在于人才積累,從而為形成職業化團隊創造了必要條件,為慈善事業的市場化運作提供了動力。⑤“行業形成”階段。未來伴隨慈善公益事業的發展,勸募市場逐漸形成,慈善工作成為新的從業領域,形成新的職場團隊,在社會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由此可見,“專業化”已經成為慈善機構應對挑戰,提高公信力的必然選擇。

  慈善工作從屬于社會工作,它的“專業性”要素包括二項:①慈善工作成為“專門業務”,形成具有自身特點的方法和技巧;②慈善工作成為“專門的學術類別”,開展慈善教育并形成系統化的科學理論。慈善工作從“專業性”走向“專業化”是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需要包括政府、市場和慈善機構在內的社會各界共同努力,不斷克服慈善工作專業化過程中的各種困難和問題。

  慈善工作專業化需要綜合考量,穩步推進,尤其在以下三個層面要轉變觀念,積極作為:

  用專業化的要求審視慈善工作。包括:合理定位、實現機構功能的不可替代性;規范管理,實現籌款與救助相分離;勇于實踐,促進慈善工作不斷開拓創新。

  用專業化的工作方式建構慈善品牌。包括①用專業化籌款方法促進慈善資源的開發和利用。通過策劃項目籌款、興辦經營慈善實體、招標政府公益項目和爭取財政支持解決資金來源。②用專業化的資金管理提高機構公信力。通過專業理財使資金保質增殖,做到資金使用的程序化、制度化。③用專業化救助模式來強化組織功能。要嚴格規范資金使用管理制度,突出項目救助;要減少形式化救助,重效果不重數據;要使慈善服務細化和人性化,凸顯慈善工作特性和影響力。

  用職業化推進慈善工作專業化。包括:鼓勵和支持高等院校辦好社會工作專業,大力培養社會工作專門人才;積極開展從業人員在職培訓;鼓勵從業人員考取職業資格;大力推進慈善義工隊伍建設;吸納優秀人才進入慈善機構,切實維護和保障慈善工作者的福利待遇。

  實現慈善工作專業化是慈善事業發展的現實需要。因為市場經濟和政府職能轉變為“專業化”提供了契機;社會管理體制與社會福利體制改革為“專業化”提供了公共空間;慈善機構業已形成的活動體系為“專業化”提供了發展平臺。一方面,建立慈善工作“職業化”和“專業化”機制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植,各級政府要從戰略高度認識發展慈善事業對于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意義,制定更為完善的社會政策,推動職業化建設,開辟新的從業領域。另一方面,慈善機構自身更需要作出不懈的努力,改進工作方法,采取有效措施,形成職業人才與志愿者相結合人才隊伍。

  (八)搏擊市場經濟,勾畫發展藍圖,積極推進慈善生活化戰略。

  中國的慈善事業已進入全面發展的歷史新階段。從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第一次明確將慈善事業寫入黨的重要文件,提出要“健全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相銜接的社會保障體系”到2008年12月5日,胡錦濤總書記在會見中華慈善大會代表時所作的重要講話,肯定“慈善事業是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和諧的崇高事業”。無不彰顯慈善事業的社會價值及其重要意義,同時對慈善事業的發展也提出了更高的目標和要求。應該看到,我國的慈善事業就總體發展而言還處在初創時期,由經濟發展條件形成的地域差異性較大,社會對慈善工作的視角還聚焦在“政策”和“機構”上,慈善工作的評估標準有著很強的“功能性”和“功利性”。對此,我們既不妄自菲薄,也不盲目樂觀,更不必沉迷于這個“榜”、那個“榜”的爭議之中。和其它事物一樣,慈善事業有其自身發展規律,理論探討要與國情和民情緊密結合起來。希望工程實施十八年,籌款總數30多億人民幣。這個數字只夠在上海造4公里地鐵,但是,它的作用和意義都是難以估量的。為此,我們要辨證對待“快”和“慢”的問題,既要認識慈善事業現狀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又要拓展視野,以發展的眼光勾畫慈善事業,讓慈善事業溶入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形成所有社會成員志愿奉獻的“文化環境”,建設人人參與,人人共享的和諧社會。

  慈善事業有著十分豐富的文化內涵,它建立在財富積累和志愿奉獻雙重意義之上,社會需求是它生生不息的“動力和源泉”。這種社會需求在市場經濟的影響下,形成了現代慈善事業的理念和方法,并且為社會所理解和接受。在現代社會,人們的需求和志趣趨向多樣化,這種多樣化的需求融入慈善元素,為慈善生活化提供了廣闊的舞臺,也為慈善機構的生存和發展創造了空間。慈善生活化已經不僅僅是一句口號,而是有著現實存在的理由和條件。慈善正在改變著人們的財富觀念和精神追求。

  慈善事業原本就沒有嚴格的職能界定,包容、開放和共享是它的本質特征,慈善事業要從扶貧、救災向醫療、教育、環保、體育、科技等各個領域延伸,要從少量的專業機構向鄉村、社區、企業、家庭延伸。讓慈善文化成為調節貧富差距,改善人際關系,豐富精神世界,優化生活質量的重要內容,從根本上提高民族凝聚力和全社會的文明程度,促進社會公平,維護社會穩定,使和諧社會建設落到實處。

  慈善生活化的真正的落腳點在于從“要我做”向“我要做”轉變。實現這種轉變最根本的動力在于建設“公民社會”,增強全民的社會責任意識,提高社會成員對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要從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并與現代社會的生活方式有機結合起來,使慈善元素成為規范市場行為的重要內容,引領“社會時尚”,推動企業的“品牌戰略”更多地體現慈善公益價值,促進社會責任意識普及和提高。要鞭策和激勵社會精英成為“慈善楷模”,利用名人效應為全社會樹立“行為樣板”,使青少年在學習和模仿中理解并接受慈善價值觀,增強社會責任意識。黨政官員、文體明星和公職人員要成為履行社會責任的表率。凡不能履行社會責任的企業家就沒有資格擔任“兩會”代表,這要作為一種制度性安排得到落實。要大力弘揚志愿服務精神,倡導文明高尚的生活方式,把志愿服務業績作為擇人用人的能力和誠信評價標準,通過志愿服務提高“公民意識”。政府要出臺社會政策鼓勵和支持志愿服務事業的發展,幫助志愿服務組織化解工作中的實際困難,推動志愿服務的制度化規范化建設。要積極推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讓每個公民在自由和平等的條件下得到全面的發展,提高公民參與社會生活的積極性和創造精神,為建設“公民社會”提供不竭源泉和動力。

  慈善生活化要“潤物細無聲”,從家庭、鄰里、社區做起,用慈心善舉搭建起心靈溝通和真情互動的橋梁,讓社會生活多一些關愛、包容和感恩。要倡導“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生活理念和價值觀,讓慈善順應社會生活多樣性,滿足人們對慈善的個性化需求,使慈善成為實現人生價值的重要方式,幫助他人快樂自己。要調動和整合宗教文化資源,引導宗教力量參與慈善事業,使宗教悲天憫人的濟世情懷化為扶貧濟困的實際行動,使慈善文化與宗教文化有機結合,把慈善的光和熱奉獻給社會,為慈善生活化添磚加瓦,推動和諧社會建設。   

  (李剛 浙江省慈善總會秘書長)

品牌項目 更多>>
“藍天下的至愛”系列慈善活動

“藍天下的至愛”系列慈善活動

“藍天下的至愛”品牌誕生于1995年,作為上海慈善領域歷史最為悠久的 項目之一,經過25年的實踐,已...

聯系方式
上海市慈善基金會

地址:淮海中路1253號

電話:021-64334343 郵編:200031

上海慈善網

地址:淮海中路1273號9號甲

郵編:200031

快乐平台出租